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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海 东霖）在接到被告人余文土家人的有关情况反映后，记者于近日前往江西省上饶市开展调查：事发于2011年3月8日，广丰县一律师徐亨柏被人打伤，经广丰县公安局侦查，系当地人汤海国因徐亨柏与其女友有染而伙同刘子玉等人对徐亨柏进行人身伤害，此案侦结后在广丰县法院两次开庭审理。对此，记者在广丰县宣传部和广丰县公安局采访时得到印证，但均称该案已移交市专案组，不便对其作进一步评论。
受害人不满一审 称幕后另有其人
此案受害人徐亨柏对广丰县公检法部门的做法表示“不满”。其通过上访等方式，要求有关部门对案件进行重新调查和审理，并坚称实情是现任广丰县一中董事长、县人大代表余文土因五年前的矛盾（判决书上徐亨柏的证词）而指使汤海国对其进行报复。因而受害人委托江西省律师协会函告有关部门重视此案。为此，上饶市有关部门设立了“徐亨柏伤害案专案组”，对徐亨柏案进行重新调查。专案组随后判定广丰县一中董事长、县人大代表余文土为伤害徐亨柏的主谋。专案组将其移交上饶县检察院并向法院提起公诉，再次作出了判决。
幕后者受委屈 列举众多疑点
对上饶县法院的判决，被告人余文土一直不服，认为徐亨柏伤害案与己无关，是徐亨柏为洗清自己不光彩的“桃色事件”而故意陷害，且在侦查审理中存在刑讯逼供与证据严重不足等问题，并指出五大疑点：
一是按有罪推定原则，以零口供推定余文土的罪责，无论审查还是审判机关均无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余文土与伤害案有直接关联。
二是上饶县法院对余文土“默许并许诺出资”和“策划雇凶”的认定，不仅自相矛盾且都以当事人单方口供为依据，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汤海国只是余文土单位的员工与司机，并无余文土付钱雇凶的切实证据，且有多个第三人予以证明，但上饶县法院对辩护人提供的证据视而不见。
三是在案件的两次侦办中，被告人汤海国举报在审讯期间遭到刑讯逼供和诱供，关于余文土指使行凶的口供是在汤海国受到非正常审讯的情况下形成的（上饶县法院开庭时汤海国当庭否认受余文土指使），此在汤海国的举报信中有说明，但上饶县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始终拒绝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仍将非法取得的汤海国口供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
四是相关证据明显缺乏关联，未形成支持余文土犯案的直接证据链。上饶县法院在判决书中的判决依据为当事人徐亨柏的陈述，对余文土及其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未予理睬。其中一关键证据，有关汤海国与刘子玉的通话录音即“技侦材料录音（文字记录）”也以保密为由拒绝出示质证。判决书为三个案件并案审理，虽有一共同犯罪人，但余文土案与后两案（2005年刘子玉等伤人案）并无直接联系，后两案的证据进行了“庭审举证和质证”并当庭确认证据确实，但余文土案的证据却只载述“上列证据在法庭上已出示”，而没有进行举证和质证，判决书上也未认定“证据确实，予以确认”。另判决书中“证据7、司法鉴定，证实徐亨柏伤情为重伤乙级”。实际上，徐亨柏在上海治疗后被认定为轻伤待定，后自行到玉山县鉴定为重伤乙级并拒绝依法进行司法鉴定，在上饶县法院开庭时6个辩护人要求说明鉴定理由，并要求到上海、北京两地重新鉴定。那么，判决书上的“证据7、司法鉴定”又从何而来？
五是徐亨柏控诉余文土报复的依据为2007余文土与前房产公司合伙人徐江华有矛盾，后余文土的手下因砸了徐江华的车而坐牢，认为徐亨柏帮助对方辩护而迁怒报复，此种指控明显站不住脚。首先，余文土与前房产公司合伙人徐江华是股权纠纷，按责任清晰原则不可能与公司法律顾问产生矛盾。其次，2007年余文土砸合伙人徐江华车后，上饶市信州区法院已作出“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不存在余文土因此坐牢一说，更不存在报复了。最后、余文土与前房产公司合伙人徐江华有矛盾发生于2007年，与现案案发已相隔5年之久。汤海国的口供中关于听到余文土怨气的知悉时间和行为时间则更不相符。此外，余文土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教育企业家（在校生6000余人，教职工400余人）和县人大代表，冒着承担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的巨大风险，时隔5年再买凶报复经济纠纷案的第三者，无论从常理判断还是刑事侦查的逻辑推理都显荒唐。
三大部门回应不一
针对上述疑点，记者先后走访了上饶市中院、上饶县法院和上饶市公安局。
在上饶市中级法院，政研室程主任称，从余文土及其家属反映的材料来看，此案的确存在问题，承诺将此情况反馈给县法院。当记者告知此案上诉材料已交至贵院时，其表示定会认真对待。
在上饶县法院，院方认为当事人（指余文土家属）可能已上诉，不便透露任何消息。该院王主任还表示，即使判决有错误、家属有质疑，都已无法纠正，唯有通过上诉或申诉解决。
在上饶市公安局，有关人员以专案组已撤销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